吾家吾国丨独家专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
“提议者责无旁贷”
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中之重就是保障航天员的人身安全。在当时,国际上各个国家在送人上太空之前,为了谨慎,都会进行多次大动物实验。如果我们重走这条路,时间和经济成本是巨大的,可是不进行大动物实验,那对于总设计师来说,怎么样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万无一失,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而这时王永志把压力扛了下来,他决定不做大动物实验,直接上天。
王宁:人家别的国家都做动物,咱就不做,咱就从无人到有人。
王永志:你要大胆跨越,我干脆我一出来就和你一样,当时就下这么个决心,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是世界水平。为什么可以这么做?就利用后发优势,你们先干的,我后干,我可以许多事避开,跨越,跳过去。
王宁:这也需要勇气,也需要大智慧。
王永志:主要是下决心承担这个责任,最后定,就是两总联席会,就是总指挥、副总指挥、总设计师、副总设计师联合开会,最后决策。但是决策权显然由一个人提议怎么做。提议者责无旁贷。不管多少人讨论的,提议者、倡导者都负主要责任。
取得成绩不容易
因为投入至深,王永志在回忆起航天细节的时候,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,而要说到把载人飞船成功送上天,则完全离不开我国自主研发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。如何提高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,是王老在当时率先攻克的难题。
在不提供有关卫星技术的情况下,“长二捆”必须要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,进行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,这是王永志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困难的硬仗,中国航天能否搭上国际商业发射的班车,成败在此一举。从44万张图纸变成一飞冲天的“长二捆”,这一路上有无数艰辛,甚至牺牲。
王宁:我看到一个您的笔记本,1972年的笔记本,我发现在这里面您就提出火箭捆绑的这个概念了。
王永志:搞“长二捆”是黄作义他们提出来的,跟我一说,计算的结果就明显地看出来,靠纵向加级效果已经不大了,没前途。要想突破运载能力,就要横向加助推。1986年10月份休斯公司带着队就来航天部了,协调了,怎么打他的卫星,你看多积极。
王宁:第一个拿到商业合同的,但是对方当时也会有点忐忑,是吧?保险公司有点不太敢投保。
王永志:不太敢做,这个时候像我当时当院长,就心急如焚。因为部里的原则是,你拿不到合同就不能贷款,一拖再拖,但是一到1988年,休斯和澳大利亚同意了,用中国这“长二捆”发射澳大利亚卫星,11月1日,才签了合同。
圆梦飞天,“我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后头”
从神舟五号成功发射,到神舟十三号顺利返回,我国已成功发射了8艘载人飞船,有13名中国航天员造访了浩瀚宇宙。从1992年到2022年,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过了整整30年,而王老最初设想的“三步走”计划也在2022年全部完成。
“火箭排云上九重,惊弦霹雳震长空。”从研制导弹到运卫星上天,再到送中国人遨游太空,王老实现了他人生的“三步走”。如今,王老的儿孙辈也都投身到航天的事业当中,他说,“我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后头。”
王宁:这三步走,整整30年,挺漫长的。
王永志:当时的决策就是要培养一支队伍,结果还培养了一个载人航天精神,你看他们现在干得多好,有一点我就感到特别欣慰,一直干到现在,这就快30年了,我们一直是安全的。美国和苏联总共牺牲了二十二三个航天员。
王宁:您会不会跟您的外孙子说一些您对他的期望或者对他有什么要求?
王永志:我觉得最重要的是,真的能够认真学习领会老一代们创造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,我觉得要有这些,那就是我们的事业就能继续发展下去,继续发扬光大。
王宁:您真的是航天之家,有没有你们特殊的家训?
王永志: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、志愿。圆梦飞天,圆梦,继续圆梦。
从载人飞船过渡到空间实验室,再到长期有人照料的永久性空间站,王老的构想最终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“三步走”战略。“飞扬直上八千丈,只手拨云观沧海。”这是王永志老先生在神舟五号上天之前送给航天员杨利伟的一句诗。在这豪迈诗歌下,是王老所承担的千钧重压。
从东风2号的逆向思维到现在东风5号的小型化、轻量化,王永志始终在创新的最前沿。“我一定要按国家的需要、国家的利益为准绳,不能本位主义,更不能个人主义,要按照国家的利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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