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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书三国|曹氏建国:谶纬之学里走出的曹魏天命

发布时间:2023-11-18 16:05:23来源:
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,当曹操面对满朝文武缓缓道出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”的喟叹时,汉魏禅代之路已不可逆转。

十一年前,一统北方的曹操挥军南下,写信给孙权相约“会猎于吴”,试图通过折冲樽俎的方式平定江东,却最终惨败于赤壁。建安十三年(208年)长江江面上燃起的大火瓦解了天下迅速统一的迷梦,也让曹操在滔天的权势面前得以保持绝对的理智与克制。据张璠《后汉纪》所载,侍中、太史令王立曾屡次向汉献帝进言,为曹操代汉铺路:“天命有去就,五行不常盛,代火者土也,承汉者魏也,能安天下者,曹姓也,唯委任曹氏而已。”趋炎附势,自古皆然。在汉衰魏兴的局势下,一心劝进的王立并非一个人在战斗,只是言语相较同僚更为直白露骨而已。曹操既没有杀他以洗清嫌疑,也没有听从他的建议,这位自称“性不信天命之事”的枭雄,只是派人淡淡地留给王立一句话: “知公忠于朝廷,然天道深远,幸勿多言。”

“周文王”这个自比,意味深长。博览群书的曹操不会忘记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那些令他心潮澎湃的故事:周文王姬昌之子——也就是周武王姬发,曾带领天下诸侯、汇集战车四千乘讨伐纣王,最终在牧野击败商朝的七十万大军,进而在万姓簇拥中改朝换代。虽然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去回味千年前那早已漫漶的历史画面,虽然在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的旗帜下无法通过革命的方式令江山易帜,但这足够激励曹操去构建重塑河山的梦想了。如果最终无法迎来属于自己的牧野之战,那么,儿子可以吗?建安二十五年(220年),曹操去世,这个疑问留给了他的继承人——曹丕。

曹丕

曹丕当然想当周武王,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很多,首当其冲的,便是“天命”二字。汉代国祚绵长,自汉高祖刘邦杀白马立誓“非刘氏而王,天下共击之”之后,以刘氏为核心的正统观念早已如同思想钢印般深入人心。曹丕若要代汉自立,需要向世人论证天命已经转移、而且只转移到了曹氏的充分依据——而在汉家笼络了二十余世的人心、积累了四百余年的正统观面前,这种论证可谓困难重重。

虽然困难重重,曹丕代汉一事却进行得异常迅速。曹丕嗣魏王之位后改元延康,同年十一月,便受禅称帝。在曹丕面前,代汉之难与易代之速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为什么面对诸多难题,汉魏禅代还能进行得如此顺利?这一时期集中涌现的官私文书,给了后人一个清晰的回答。

谶纬之学:天命更替的逻辑起点

东汉王朝的国势,在黄巾之乱后陷入一片风雨飘摇的境地,从朝廷的权臣悍将到地方的封疆大吏,欲取汉帝而代之的野心家大有人在。文人如王粲所言的“家家欲为帝王,人人欲为公侯”,武夫如吕布所言的“郡郡作帝,县县自王也”,都是当时天下局势的如实写照。但除了袁术之外,无一人敢真正跨出这一步;即使是这唯一敢于称帝的袁术,也因为急于称帝而成为众矢之的,最终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。相比之下,即便是在曹丕完成代汉大业之后,偏安于益州一隅的刘备,依然能靠着汉室宗亲这一身份,在兵微将乏的劣势中顺利建国——汉朝统治的强大向心力由此可见一斑。

虽然“人心思汉”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是事实,但恰如夜色能够消解普照万物的阳光一样,天命也面对着能够消解它的天敌:谶纬之学。

谶纬之学即是研究谶纬的学问。“谶”是秦汉时期的巫师、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、预言,作为上天的启示,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、治乱兴衰;“纬”即纬书,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“经”的各种著作。通过一系列图谶、符命、德运等符号,凡人可以窥视天命变更的规律,而这种所谓的规律将赋予权臣枭雄们改朝换代的合法性。

这些谶纬,有时候确实非常“灵验”。比如,秦代最著名的谶语“亡秦者胡也”,似乎便对应着秦朝在秦二世胡亥的手上走向灭亡的事实;西汉末年,一枚刻着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”的白石问世,而西汉也确实被王莽建立的新朝所取代——这些谶语和符图,是确有其事还是穿凿附会,是先已有之还是后人伪造杜撰,自然就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了。

两汉时期谶纬之学盛行,尤其是在汉末的士大夫阶层,对谶纬的笃信更是蔚然成风。汉灵帝刘宏曾召见精通谶纬之学的名儒杨赐请教国运,杨赐则径直以《春秋演孔图》中汉祚以四百年为期作答。大汉天子尚且如此“不问苍天问鬼神”,就更不用提野心勃勃的诸侯了。汉献帝即位后,东汉国势进一步衰落,群雄纷纷试图通过谶纬之学论证自己代汉的合法性,这一风潮形成了当时富有时代烙印的“政治正确”。比如,袁绍欲立刘虞为帝,便称有谶语说“神人将在燕分”、有玉印刻“虞为天子”;袁术欲称帝,同样以名和字大做文章,认为正扣当时影响极大的谶语“代汉者,当涂高也”(“涂”通“途”,袁术名“术”,意为“道路”;字“公路”);甚至连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也要高呼“黄天当立”的口号,以顺应五德终始的学说:黄为土,汉从火德,而火生土,这预示着张角领导的太平道将取代东汉,完成“天下大吉”的目标。

当然,袁绍、袁术、张角最终都倒在了历史的车轮下。他们所信奉的谶纬在后人眼中或许荒诞不经,但在当时却切切实实地统治着世人的政治观念;而一旦某种观念被广泛接受,那无论真伪,都将对现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。曹操终其一世未敢称帝,他尽力打击谶纬之学的态度,暗含了翦除各路诸侯称帝借口的意图。而到了曹丕这一世,代汉已经势在必行,谶纬之学作为汉魏禅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,自然会被运用到淋漓尽致的程度。

如何看待谶纬之学曾经的影响力?顾颉刚在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一书中的评价值得引荐:“今日的读者切莫以自己的智识作为批评的立场,因为它的本质惟有迷信,已不足供我们的一击。但这是汉(代)人的信条,是他们思想行事的核心,我们要了解汉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时就必须先明白这个方式。”顾颉刚这段话针对的虽然是五行与三统等学说,但套用于谶纬之学也是恰如其分的。

曹丕主政后,谶语、符图、祥瑞突然开始密集问世,臣僚作为集体见证人,很快开启了猛烈的劝进接力赛——这场接力赛的第一棒,来自李伏。

李伏原为张鲁部属。延康元年(220年)十月,李伏率先上了一道《禅代合符谶表》,称其在汉中时遇到过一位谶纬家姜合,这位姜合曾依据《孔子玉版》预言“定天下者,魏公子桓”,而“子桓”正是曹丕的字:

……武都李庶、姜合羁旅汉中,谓臣曰:“必为魏公,未便王也。定天下者,魏公子桓,神之所命,当合符谶,以应天人之位。”臣以合辞语镇南将军张鲁,鲁亦问合知书所出,合曰:“孔子《玉版》也。天子历数,虽百世可知。”……殿下即位初年,祯祥众瑞,日月而至,有命自天,昭然著见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,这道表还牵涉出了三国时期一桩著名的公案:李伏提及张鲁在曹操与刘备之间果断选择前者,并留下了“宁为魏公奴,不为刘备上客也”的“名言”。这件事不载于其他史册,属于孤证;而李伏上表时张鲁已去世五年,因此这句话在当时就真伪莫辨。如果此事真为杜撰,那李伏可谓深谙为官之道:一方面,这句话夸赞了张鲁对曹氏的忠心,张鲁的后人自然不会加以驳斥;另一方面,在刘备割据一方、有着一定政治号召力的现实下,“宁为魏公奴,不为刘备客”确实是一句抑蜀尊魏的响亮口号,因此这句话更迎合了曹丕。

曹丕立刻回了一道《以李伏言禅代合符谶示外令》,作为回应。令中,曹丕自谦“薄德之人,何能至此,未敢当也”。但这道令的重点不在于其内容,而在于其“示外”的做法——如果真的“未敢当”,又为何必“示外”?曹丕之心,亦可谓路人皆知了。

许芝上奏:曹魏代汉的理论高峰

心领神会的群臣立刻接过了李伏的接力棒,开始集体劝进。十月初四,刘廙领衔,辛毗、刘晔、桓阶、陈矫、陈群等名臣附议,共同上了一道《上言符谶》:

臣伏读左中郎将李伏上事,考图纬之言,以效神明之应,稽之古代,未有不然者。……自汉德之衰,渐染数世,桓、灵之末,皇极不建,暨于大乱,二十余年。天之不泯,诞生明圣,以济其难,是以符谶先著,以彰至德。……四方不羁之民,归心向义,唯惧在后,虽典籍所传,未若今之盛也……

刘廙等人的上奏,首先肯定了李伏所呈谶语的合理性——群臣认为自古以来,谶纬之学没有不灵验的。然后,开始重点陈述曹丕即位以来一改汉室衰败之势、实现天下太平的功绩,而上天降下符图,正是对曹丕“至德”的肯定和嘉奖,曹丕怎么能说自己是“薄德之人”呢?整体而言,这次上奏是为李伏的论点、论据提供论证。《上言符谶》中的“暨于大乱,二十余年”的确是事实,而“未若今之盛”便不乏奉承之色了。曹丕当然没有应允,而是再次下了一道《辞符谶令》:

犁牛之驳似虎,莠之幼似禾,事有似是而非者,今日是已。睹斯言事,良重吾不德。

言下之意,谶语一事似是而非,作为改朝换代的依据还不够充分。对于群臣而言,这道令指的可能是谶语本身“似是而非”,也可能是说李伏呈上的这条谶语“似是而非”。《辞符谶令》中“重吾不德”的“重”是动词,意为“加重”,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曹丕对李伏的论证不甚满意——它不但没有说清楚汉魏禅代是天命所归,反而加重了代汉的“不德”,因此他需要更强的“铁证”。当然,是“德”还是“不德”,无非一面之辞,汉献帝的诏书动辄以“朕以不德”开头,甚至日后孙权称帝所用的告天文也一样以“朕以不德”起始,可见“不德”二字早已是君主专有的客套话。曹丕越是自谦说“不德”,臣属们论证其“德”便越显得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、使命光荣。

于是重磅性的上奏很快出现。十月初九,许芝上了一道旁征博引的《条奏魏代汉谶纬》。这道上奏论点明确、论据充分、论证严密,从祥瑞、谶语、圣人旧事等方面毫分缕析地证明了曹魏代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,是汉魏易代中首屈一指的劝进文书。

《条奏魏代汉谶纬》收录在《献帝传》和《宋书》中的版本大同小异,这里采用《三国志》引用的《献帝传》中的版本。鉴于这一劝进文书的重要性和精彩程度,特全文抄录如下:

《易传》曰:“圣人受命而王,黄龙以戊己日见。”七月四日戊寅,黄龙见,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。又曰:“初六,履霜,阴始凝也。”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,厥咎然,今蝗虫见应之也。又曰:“圣人以德亲比天下,仁恩洽普,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,厥应圣人受命。”又曰:“圣人清净行中正,贤人福至民从命,厥应麒麟来。”《春秋汉含孳》曰:“汉以魏,魏以征。”《春秋玉版谶》曰:“代赤眉者魏公子。”《春秋佐助期》曰:“汉以许昌失天下。”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:“许昌气见于当涂高,当涂高者当昌于许。”当涂高者魏也;象魏者,两观阙是也;当道而高大者魏。魏当代汉。今魏基昌于许,汉徵绝于许,乃今效见,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。《佐助期》又曰:“汉以蒙孙亡。”说者以蒙孙汉二十四帝,童蒙愚昏,以弱亡。或以杂文为蒙其孙当失天下,以为汉帝非正嗣,少时为董侯,名不正,蒙乱之荒惑,其子孙以弱亡。《孝经中黄谶》曰:“日载东,绝火光。不横一,圣聪明。四百之外,易姓而王,天下归功,致太平,居八甲;共礼乐,正万民,嘉乐家和杂。”此魏王之姓讳,著见图谶。《易运期谶》曰:“言居东,西有午,两日并光日居下。其为主,反为辅,五八四十,黄气受,真人出。”言午,许字。两日,昌字。汉当以许亡,魏当以许昌。今际会之期在许,是其大效也。《易运期》又曰:“鬼在山,禾女连,王天下。”臣闻帝王者,五行之精;易姓之符,代兴之会,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。有德者遇之,至于八百,无德者不及,至四百载。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,夏家四百数十年,汉行夏正,讫今四百二十二岁。又高祖受命,数虽起乙未,然其兆征始于获麟。获麟以来七百余年,天之历数将以尽终,帝王之兴,不常一姓。太微中,黄帝坐常明,而赤帝坐常不见,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,凶亡之渐。自是以来四十馀年,又荧惑失色不明十有馀年。建安十年,彗星先除紫微,二十三年,复扫太微。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二十三年,白虹贯日,月蚀荧惑,比年己亥、壬子、丙午日蚀,皆水灭火之象也。殿下即位,初践祚,德配天地,行合神明,恩泽盈溢,广被四表,格于上下。是以黄龙数见,凤皇仍翔,麒麟皆臻,白虎效仁,前后献见于郊甸;甘露醴泉,奇兽神物,众瑞并出。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。昔黄帝受命,风后受河图;舜、禹有天下,凤皇翔,洛出书;汤之王,白乌为符;文王为西伯,赤鸟衔丹书;武王代殷,白鱼升舟;高祖始起,白蛇为征。巨迹瑞应,皆为圣人兴。观汉前后之大灾,今兹之符瑞,察图谶之期运,揆河洛之所甄,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。夫得岁星者道始兴。昔武王伐殷,岁在鹑火,有周之分也野也。高祖入秦,五星聚东井,有汉之分野也。今兹岁在大梁,有魏之分野也。而天之瑞应,并集来臻,四方归符,襁负而至,兆民欣戴,咸乐嘉庆。《春秋大传》曰:“周公何以不之鲁?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,不害圣人受命而王。”周公反政,《尸子》以为孔子非之,以为周公不圣,不为兆民也。京房作《易传》曰:“凡为王者,恶者去之,弱者夺之。易姓改代,天命应常,人谋鬼谋,百姓与能。”伏惟殿下体尧、舜之盛明,膺七百之禅代,当汤武之期运,值天命之移受,河洛所表,图谶所载,昭然明白,天下学士所共见也。臣职在史官,考符察徵,图谶效见,际会之期,谨以上闻。

许芝的上奏,意味着群臣劝进背后那座汉魏禅代的理论大厦,终于建成。

河图洛书

劝进接力:深体圣意的曹魏群臣

《条奏魏代汉谶纬》全文洋洋洒洒千余字,重申了“帝王之兴,不常一姓”的事实,提及了黄龙、麒麟、凤皇、白虎、甘露等符瑞,描述了“岁星在大梁,有魏之分野也”的天象,梳理了《春秋汉含孳》《春秋玉版谶》《春秋佐助期》《孝经中黄谶》《易运期谶》等众多谶纬之书中诸多有利于汉魏禅代的谶语,如“汉以魏,魏以征”“代赤眉者魏公子”“汉以蒙孙亡”“日载东,绝火光。不横一,圣聪明”“言居东,西有午,两日并光日居下。其为主,反为辅,五八四十,黄气受,真人出”“鬼在山,禾女连,王天下”……而其中最大的功绩,就是证明了汉魏易代符合“代汉者,当涂高也”这句在汉末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谶语。

这句谶语有多重要?西汉末年,面对割据蜀中称帝的公孙述,汉光武帝刘秀便写信质问:“代汉者当涂高,君岂高之身邪?”言下之意,公孙述既然不是“当涂高”,又怎么有资格代汉呢?汉光武帝是东汉的开国君主,连他都要通过公孙述不符合“代汉者,当涂高也”来否定其称帝的合法性,这几个字的权威性就不言而喻了。

《汉武故事》中记载过这句谶语的出处:“(汉武帝)顾谓群臣曰:‘汉有六七之厄,法应再受命。宗室子孙,谁当应此者。六七四十二,代汉者,当涂高也。’”汉武帝为何会做此“亡国之音”,历来争议极大,但这句话并非孤证,不同记载版本在细节上虽有出入,但主旨相同。如《华阳国志》有“汉家九百二十岁,以蒙孙亡,受以丞相,其名当涂高”;《东观汉记》有“承赤者,黄也;姓当涂,其名高也”。无论何种版本,都挑明了只有“当涂高”才能代汉。汉末诸侯袁术、李傕二人曾自认为是“当涂高”,但在许芝手中,这三个字被解释更为详尽:“当涂高者,魏也;象魏者,两观阙是也;当道而高大者魏。魏当代汉。”

许芝认为,“当涂高”指的正是“魏”。魏阙是宫门外高出的观楼,属于建在路途上的高大建筑,正扣“当涂高”。这一解释可谓丝丝入扣,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群臣的热烈支持,虽然曹丕依然回了一道《辞许芝等条上谶纬令》,继续声称自己“德至薄也,人至鄙也”,但在许芝的雄文和“帝王之兴,不常一姓”的高论面前,曹丕的辞让反而显得“不近人情”了。

有许芝的珠玉在前,汉魏禅代最大的理论难点已经被攻破,群臣的劝进接力赛自然进入了高潮阶段。辛毗、司马懿等先后领衔上了《奏请宣著符命》《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议》,极力劝进。

伏见太史丞许芝上魏国受命之符,令书恳切,允执谦让……皇天将舍,旧而命新,百姓既去汉而为魏,昭然著明,是可知也。先王拨乱平世,将建洪基,至于殿下,以至德当历数之运。即位以来,天应人事,粲然大备。神灵图籍,兼仍往古,休徵嘉兆,跨越前代。……天命久矣,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……(《奏请宣著符命》)

伏读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……今汉室衰,自安、和、冲、质以来,国统屡绝,桓、灵荒淫,禄去公室,此乃天命去就,非一朝一夕,其所由来久矣。殿下践阼,至德广被,格于上下,天人感应,符瑞并臻,考之旧史,未有若今日之盛……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,舜禹所不为也……(《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议》)

大约是因为许芝的立论太过经典,其他臣僚已经无需在天命的合法性这一问题上花功夫,因此上奏的重点都集中在了劝曹丕顺天应命上。与此相对,曹丕连下几道《再让符命令》《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》《止群臣议禅代礼仪令》《又令》,其中言辞愈加坚决恳切,一再强调自己“德薄”,绝不受禅:

……德尚未堪偏王,何言帝者也!宜止息此议,无重吾不德……(《再让符命令》)

……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。”吾之斯志,岂可夺哉……(《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》)

……孤终不当承……(《止群臣议禅代礼仪令》)

吾殊不敢当之……(《又令》)

《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》还引用了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”的名言,强调自己不称帝的志向“岂可夺哉”。群臣当然不敢听从。十月十九日,苏林、董巴再上《劝进表》,在重申“岁复在大梁,陛下受命”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劝进,言辞之间几乎带上了浓浓的“逼宫”之意:

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。今汉期运已终,妖异绝之已审,阶下受天之命,符瑞告徵,丁宁详悉,反覆备至,虽言语相喻,无以代此。今既发诏书,玺绶未御,固执谦让,上逆天命,下违民望……

曹丕的回应,依然是以“德薄”应万变。在《答董巴等令》中,曹丕并没有寻找新的托词,他断续答道:“吾德薄之人,胡足以当之?”

群臣所上的劝进奏章虽然连篇累牍,但核心观点只有两个:一是汉德已经衰败,需要被取代;二是种种谶纬证据表明,曹丕正是那个天选的代汉之人。然而,任群臣使用浑身解数寻找百般理由劝进,曹丕回应的核心依然只有两个字:德薄。曹丕缺乏的是德吗?当然不是——他深知欲改朝换代,仅凭群臣的劝进还不够。谶语只能从逻辑上解决天命的合法性来源,也就是“实质正义”;但易代的“程序正义”要如何解决呢?

曹丕在等一个人的表示。这个人,便是东汉的末代君主:汉献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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